多年來，以塑料為代表的“白色污染”問題，成為影響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。實現塑料制品可替代、可降解，成為科研和產業重點關注的方向。 

在自然資源保護協會（NRDC）支持下，曹淑艷團隊編寫了《中國塑料的環境足跡評估》報告，研究了中國塑料物質流，分析了塑料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環境影響，包括能源足跡、碳足跡和水足跡。在此分析基礎上，報告提出了“十四五”時期塑料消費減量（“塑控”）的目標、路線圖、保障措施和預期效益。

塑料已成為“超級垃圾” 

塑料消費，給人類帶來便利的同時，也造成了全球嚴重的環境污染。 

報告顯示，截止到2015年，人類累計排放了約63億噸塑料垃圾，其中接近80%的塑料垃圾被填埋或遺棄。塑料工業目前消耗了全球8%的石油，其生產和使用環節的碳排放約占全球總碳排放的4%。

曹淑艷在發布報告時表示，如果仍以目前的慣性模式發展，到2050年，全球塑料生產將消耗全球20%的石油，生產和使用的碳排放約占全球碳預算總額的15%。

“塑料消費不僅給我國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，也加速了石油消費增長。”自然資源保護協會（NRDC）高級顧問楊富強表示。

我國是全球最大的塑料生產與消費國，包裝與建筑是兩大主要消耗部門。我國的塑料生產與消費總體處于增長通道。

報告顯示，1949～1990年，我國初級形態塑料生產累計產量為2000萬噸；但從1991年以來，初級形態塑料生產加速，截止2019年，全國初級形態塑料產量累計已超過10億噸。

塑料在自然環境中降解一般需要數百甚至上千年，從環境容量的角度而言，塑料已經成為“超級垃圾”。以2017年為例，當年全國消費塑料約7600萬噸，約54%的塑料被填埋或遺棄。

曹淑艷團隊在報告中首次系統量化了中國塑料產品的環境足跡。以應用廣泛的塑料聚乙烯（PE）為例，不同品質的PE制造環節的環境影響不同，其中高壓低密度聚乙烯（LDPE）生產的環境影響最大。每噸LDPE生產的能耗為0.96噸油當量，取用水資源16.6立方米，碳排放2.98噸。

報告強調，在塑料領域，“可降解”并不等同于低環境影響。塑料的本質碳齡、在產品鏈中的位置，加上后端處理處置方式，共同決定著其全生命周期的綜合環境影響。如果處置的方式是焚燒，化石基的可降解塑料比不可降解塑料更不環保。

發展新塑料經濟模式

楊富強指出，我國未來要逐步禁止對環境污染嚴重、回收困難的塑料產品消費，并對可回收利用的塑料和生活必需品的塑料消費實行“限制”與“替代”。

“例如，在生產和消費兩端發力，建立禁止生產的塑料種類目錄。”楊富強表示。

考慮到擴大垃圾焚燒規模不僅會損害公眾健康，還會加劇財政負擔和資源浪費，曹淑艷在報告中建議，擴大循環利用塑料的規模。“每1噸廢塑料保守估計可替代0.67噸潔凈的樹脂原料，由此避免1噸石油資源消耗和1噸垃圾焚燒，綜合減排5噸二氧化碳。”

報告認為，推動塑料經濟從開環的線性模式走向閉環的循環模式，是一場從理念、技術、管理及生產、消費的系統性變革。“推動這一變革的關鍵在于：促進易回收的塑料實現100%回收，提高塑料在經濟系統的循環性能，減量發展與平衡發展。”曹淑艷強調。

報告由此建議提出了未來15年我國“塑控”的總思路：從原料生產、加工到產品銷售、使用及回收利用的全產業鏈環節入手，從產品的全生命周期環境影響與風險控制入手，改革機制體制，加速發展可循環、易回收、可降解的新塑料經濟模式。

分類管理，減量發展

曹淑艷在報告建議中提出了我國“十四五”時期和中遠期的“塑控”目標：到2025和2035年，我國家庭塑料消費較2017年分別減少10%和25%。

報告估算，“十四五”時期，通過“禁止、限制、替代”等措施，可累積減少傳統化石基塑料消費1180萬噸，如果算上減量焚燒的貢獻，預計可節油2500萬噸；此外還可累積減少二氧化碳排放1.1億噸，相當于35個500兆瓦煤電廠全年的碳排放量。

楊富強指出，塑料生產和消費的“禁止、限制、替代”，不僅是促進我國石油消費盡早達峰的重要抓手，還對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根本好轉、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。

基于環境足跡的研究分析，報告建議提出了我國“塑控”的總策略：分類管理，減量發展，抓準熱點，以政策優化與創新發展作為促進與保障機制。

“我國未來的‘塑控’要抓住超市、餐飲店等熱點場所，塑料袋、一次性餐具等熱點產品，捆綁及贈品型銷售和包裝型搭售等熱點行為，以及產業鏈服務保障創新，包括生產者包裝設計創新、外賣餐具利用模式創新、物流包裝利用模式、塑料回收分類創新。”曹淑艷強調。

“我國應建立全生命周期評估（LCA）視角下的塑料管理機制。”報告建議，應重點對塑料產品（含塑料包裝）制定強制回收目錄，以及出臺與回收再利用配套的塑料分類技術規范；夯實生產者責任延伸制，試點塑料押金制度，配套回收系統與押金返還途徑，對塑料袋、一次性塑料產品的“費改稅”。

（來源：中國科學報  作者：鄭金武）